第62章 赌上国运的战爭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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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5月29日，上海。
  黄浦江，一声响亮的汽笛声。
  这是一艘来自香港的英国太古洋行轮船“汉口號”。它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三个时辰，且进港时吃水极深，似乎不仅满载著货物，更承载著某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惊天消息。
  外滩的码头上，苦力们正如往常一样等著卸货，
  但今日，几名衣著体面的洋行买办、各大报馆的探子，甚至还有道台衙门的听差，早已在栈桥边候著，脖子伸得像待宰的鹅。
  早在三天前，就有电报只言片语地传到上海租界：“安南局势大变”、“法军受挫”。
  但具体的战报，全靠这艘船带回来的香港报纸和亲歷者的口述。
  《申报》馆的金牌访员陈伯平挤在人群最前面。
  船刚靠岸，他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跌跌撞撞地第一个衝下跳板——那是他在香港的眼线，手里死死攥著一卷《循环日报》。
  “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黑旗军败了？”
  陈伯平一把揪住那人，心头狂跳。
  按照大清以往的经验，跟洋人打仗，多半是丧权辱国。
  那眼线脸色涨红，不知是晕船还是激动，哆嗦著嘴唇，好半天才吼出一句让整个码头瞬间死寂的话：
  “贏了！都贏了！纸桥大捷！顺化大捷！法国人的头被砍下来掛在了午门上！”
  这一嗓子，就像一颗炸雷丟进了黄浦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