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谋生路

  1972年8月8日，嫁给父亲。

  小时候在村里，母亲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田埂上有她弯腰插秧的身影，晒场上有她扬场的模样。播种、施肥、收割，她总比旁人麻利。那双布满薄茧的手，撑起家里一片天，让清贫的乡村岁月里，我们总能吃上一口饱饭。

  后来为了让我们姐弟能有更好的读书条件，一家人农转非进了城。没了庄稼可种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剩父亲一个人的工资。一家五口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。父亲本是个念旧的人，老屋是他一辈子的积蓄，是他的根。可看著嗷嗷待哺的我们，看著日渐拮据的家境，他终究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把老屋卖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看见父亲独自坐在墙角抽菸，眉头拧成一团，眼底满是不舍与无奈。若不是这笔卖老屋的钱撑著，那段日子，真不知怎么熬过来。

  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让我们能吃好一点、穿暖一点，母亲决定出去找工作。於她而言，这从来不是“选择”，是没有別的办法。

  母亲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酒厂洗酒瓶。

  进城那年，刚好是深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河水刺骨。父亲託了好几层关係，才给母亲找来这份看似“安稳”的活计。酒厂的酒瓶堆积如山，母亲每天坐在冰冷的水池边，一遍遍地擦、一遍遍地冲。刺骨的冷水顺著指尖钻进骨子里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没干几个月，母亲手上就长满了冻疮，红肿、开裂，有的地方渗著血丝。晚上痒得睡不著，白天一沾水就钻心地疼。我们给她买了当时最管用的百雀灵，可天天泡在冷水里，再好的药膏也顶不住，家里有再好的医生，父亲也没有了用武之地。那些冻疮反反覆覆，始终不见好。

  父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再也不忍心让母亲遭这份罪，四处托人，给她换了一份工作。

  第二份工作，在猪棕厂。

  比起酒厂的冰水，这里的水是温热的，不用再受冻。母亲起初还暗自庆幸，以为能轻鬆点。可她没想到，猪棕粗糙坚硬，分拣、加工全靠一双手。指尖被磨得通红，时间长了，手上起了厚厚的血泡。血泡破了又结，结了又破，到最后整个手肿得像馒头，连握东西都费劲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也从没抱怨过一句，每天照常早早起床，拖著肿胀的手去上班。

  父亲心疼得不行，又想办法给她换了工作。

  第三份工作，在印刷厂。

  具体干了多久，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些日子，母亲每天回到家，浑身都沾满黑色的油墨，连脸上、头髮上都是一层薄薄的黑灰。擦脸的毛巾，擦完黑乎乎一片，洗都洗不乾净。车间里瀰漫著刺鼻的油墨味，常年不见阳光，空气浑浊。母亲每天在里面待十几个小时，慢慢染上了咳嗽的毛病。每天深夜，我们都睡熟了，母亲却常常被咳醒。她怕吵到我们，就捂著嘴躲在角落里咳，一咳就是好半天，整个身子都在发抖。那颤抖的身影，像一根针，扎在父亲心里，也扎在我们每个孩子心里。冰糖雪梨天天熬也没有用。

  父亲终究是不忍心，又一次给母亲换了工作。

  这一次，母亲去了糖果厂。

  比起之前，这份活计算是轻鬆的。每天和甜甜的糖果打交道，车间里飘著淡淡的糖香，母亲也渐渐有了笑容。她负责包装糖果，动作麻利，手脚勤快，深得厂里人喜欢。我们也替她高兴，以为这回能安稳干下去了。